巴蜀之地 | 陈龙泉:林支书和他的大红公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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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知识

【成都专栏】

专栏总编:刘元兵

主编:夏祥林 杨霞 梦梅若兮 王建军

/ 文:陈龙泉

/ 图源:堆糖

/ 设计:郭舒

在我们家珍村,有一个人物不得不说,他就是村支书林惜钱。

林惜钱出身在一个多子女家庭,占老大的他,从小就心疼钱,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个花。

五黄六月的大太阳把沙地晒得滚烫,再舍不得钱的人,都要弄双草鞋穿起,怕把皮烫掉,可林惜钱就穿自己的“肉皮鞋”,一天下来,脱了一层皮,晚上火辣辣的,痛得连瞌睡都睡不着。

“林惜钱啊,你硬是‘吝惜钱’啊,你看你那双脚哟!”林大娘心疼他,不停唠叨,要他买双草鞋。一双大号草鞋要两角多钱,林惜钱宁愿脚起泡,也不肯舍得花两毛钱。

第二天,他用破布把脚一裹,像没事一样又下地了,久而久之,脚上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疤,不怕沙烫,不怕石硬,不怕路溜。人们说,林惜钱那双“三不怕”的脚,是练出来的。

林惜钱俭省出了名,冬天冷得浑身打抖都舍不得买个烘笼烤火,夏天赶场热得嘴壳冒烟也不买杯凉水,一年难缝一件新衣穿,二十好几岁,本来是爱穿着打扮的年龄,可他穿的跟讨口子一样,连红爷婆肖大婶都看不惯:

“林惜钱,二十好几的人,你穿得像个讨口子,还接不接婆娘喔。”

林惜钱笑了笑,无所谓地回答:“总还有讨口子女娃子嫁不脱嘛!”

林惜钱的勤劳俭省和顾家的优点,在那个时代也是人们看重的。有人悄悄喜欢他了,那就是二队的沈挝手。

沈挝手有个老姑娘,人还算长得伸抖,但有点心高气傲,都二十五岁了,还没有说人户,看看就要成嫁不出去的老女娃子了。沈挝手想到这件事就猫抓心。

由于沈挝手手不灵便,生产队也不好给他分配活路,就让他放条水牯牛,他早晨把牛牵出去一拴了事,成天就像游魂一样东游西荡,顺便打听一下,哪家的小伙子还没说亲,哪家的男人死了婆娘。

有一天,他到三队看到林惜钱正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光起个膀膀栽秧子,就像一条水牯牛,这不正是他心目中的“贤婿"吗?沈挝手看在眼里,喜在心上。他想,这林家七弟兄,要想把媳妇都接归一,够得他妈老汉整,何况林惜钱是老大呢?

他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和老婆一商量。老婆说:“老头子,你想过没有,林家弟兄太多了,老大过门后不晓得要吃好多苦,受好多累喔!”她叹了一口气。

沈挝手跟老大一商量,老大闷起个乌佬脑壳不开腔。沈挝手说:“就这么定了,我找人做红(媒)去!”

沈挝手找到红爷婆肖大婶,肖大婶满口答应。肖大婶找到林大娘,林大娘也满口答应,喜欢得两个嘴皮都合不拢。

只有林惜钱整死不干,说了半天,最后提出一个条件:结了婚后,必须各打水,另开灶。

“你娃翎毛硬了,飞嘛,老子不给你娶这门亲!”林老汉气得直跳脚。

“你不办,我办!”沈挝手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两百元钱,加上大女的私房,在林家院子的背后,起了三间草房,请了三桌客,算把大女打发了。

结了婚的林惜钱在沈家妹子的管理下,像换了个人,成天穿得个周吴郑王,头发梳得溜光,有时脚上还穿一双甩尖子皮鞋,加上人家本身就长得伸伸抖抖的,简直像个乡村干部。

时来运转,说变就变。三队的土地是全村最好的,除了有一块地在毗河对岸的同渡,其余是清一色的保水田,可是在队长巫才清领导下,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才八分钱,也就是说,一个男劳力背太阳过山一天的报酬才八分钱,只能买一包“临时生产”的经济牌香烟,连尽是黄泥巴丘陵的七队都不如。

“再这样下去三队的小伙子恐怕连婆娘都结不到了?”三队的父母很担忧,其它生产队的人在嘲笑。

巫才清也很委屈,觉得自己鼓了一包子劲,就是弄不上去,不晓得症候在哪里?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,请大队上另请高明。

一九六八年改选队长,林惜钱取代了老队长巫才清。林惜钱一上台,约法三章,首先,要求节约开支,除了农药、打谷机、守夜必须的电筒外,一律不买,不准开支招待费;其次,修建打米厂、榨油厂、面厂,恢复栽桑养蚕,栽种中药材和柳叶烟。开会那天,老百姓巴巴掌都鼓烂了。

第二年,一个劳动日“投”五角多,把三队的人喜欢疯了,买的买自行车,买的买手表,买的买收音机,那些要出嫁的女娃子陪奁的都是“蝴蝶牌”缝纫机,男娃儿都有“三转一响”。新光最有名的媒婆肖大婶,踮起尖尖脚,成天往三队“拱”(跑),说有些小伙子还愿意倒插门儿。过年了,家珍村头数三队的火炮放得昻(响)。

第二年成立革委会,老书记年龄大了,要退下来前,竭力推荐林惜钱,公社宁书记又下来摸了一把底,觉得林惜钱是最佳人选,可惜他还没有入党。老书记说:“我们干脆叫他来个火线入党算球了。”结果来个三下五除一,不到十天就完成一切手续,林惜钱把人家要花两三年时间完成的事情几天就搞定了,成了中共党员了。

那天,沈挝手高兴惨了,砍了半斤卷卷(瘟猪)肉、扯了一斤苕干酒,边喝边说:“女娃子,老汉没看错人嘛,咋样?再过几天你就是革委会主任婆娘,我就是革委会主任的老泰山了。”

说完翘起二郎腿,哼起了川戏段子。

一会儿,林惜钱回来了,捎带了一瓶“崃山二曲”。

沈挝手兴奋的说:“惜钱啊,快来坐起,我们两爷子喝个巴适。”

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,把一斤苕干酒和一瓶崃二喝了都还没尽兴,又叫大外孙到服务店扯了一斤江津老白干,一直喝瘫在地上。

选举会是在学校村小操场上召开的,公社哪位胖嘟嘟的宁书记嘴上叼杆纸烟,坐在主席台上,翘起二郎腿,老书记在旁边俯仰陪笑。小学罗盛教老师记票。罗老师先把革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民兵连长等七个候选人的名字,工工整整写在小黑板上。第一个就是林惜钱,但写成了“林锡前”,有人说写错了,也有人所错不了,都可以。排在他后头的是他的弟弟林国平,有人说,林家坟头上冒青烟,长弯弯树了。

胖成一堆的宁书记立了起来,红着脖子吼了一通后,换来几个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有人把事先油印好名字的纸飞飞和铅笔,发给在场每个人,叫他们打圈圈或者打叉叉。半个小时后,收齐,沈老师唱票,罗老师画“正”字。最后统计,“林锡前”票数第一,当选,“林国平”倒数第一,也当选。

林惜钱当了革委会主任,工作也忙起来了,除了到公社开会、汇报工作,清理阶级队伍,理抹四类分子,开批斗会,破四旧,立四新,抓革命,促生产。如果遇到邻里纠纷,家庭矛盾,他还得去评个理,断个公道,东家一趟,西家一趟,酒没有少喝,话没有少说,成天泡在酒里,绕在烟雾中,晕晕沉沉。总之,一个字忙,两个字累,三个字醉。

有人说,林支书两个宝贝,一个是印把子,一个是酒瓶子。

那个时候乡坝头,出远门开个路条要盖章,取个包裹要盖章,扯结婚证要盖章,修房子,批地基,买建材,买肥料,哪一样不需要盖章?全大队一千多号人,几百户人家,你说一年到头要盖多少章?

大队革委会鲜红的公章就放在他家里,就像宝贝一样用红绸子裹了一层又一层,就是放在床头柜里他都不放心。没事时,他把公章拿出来,眼睛落在大红公章上,几个小时都不转一下。高兴时把章拿在手上,长长地哈一口气,在便签上使劲一盖,“金堂县杨柳公社家珍大队革委会”几个鲜红大字赫然,痴呆呆地盯着这几个红字,傻傻地发笑。

如果有人找他开结婚证,他就说:“好久喝你的喜酒喔?”

找他盖章的人晓得他爱那口,早就准备好两瓶烧二锅,一包红双喜,递给他笑纳了以后,他取出大红公章,长长哈一口气,找一个红宝书垫起,把证明上放在上面,使劲盖一下,说一声“巴适了”,递给对方。

开证明的人一再感谢,还说到时候请他喝喜酒。

林支书一般不会搞忘,办酒席的时候,一定出现在上把位,主人家以请到他喝酒为荣耀。

“我去喝酒是瞧得起他,人不对请我都不得来。”他很得意地说。其实哪家请他,他都“瞧得起”,每请必到,一到必喝,一喝必醉。

林支书有一次,喝得二麻二麻时说了一句话,泄露了天机:“有了印把子,就有酒瓶子,有了酒瓶子,我就有了脸面子。你说该喝不该喝?”

有一回,他去乡上开会,把公章放在家里了,有一个人开了结婚证明后,找他盖章,结果他老婆从床头柜把章翻出来盖了,回家后他发现老婆动了他的章,气毛了,第一次对老婆动了手。

他说,章是管理全大队的一种权利,只有他动得,其他人,——就是天王老子也动不得。

从那以后,他叫老婆给他专门缝了一个蓝布袋子,里边装大红公章一枚,印泥一盒,红宝书和便签各一本。每天揣在身上,只要你在除茅房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,诸如田边地角,酒馆肉摊,都可以盖大红粑粑,时不时还可以笑纳烟酒,或在小酒馆就着一盘花生米,喝二两,啜一顿,当然都是求他的人买单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村土地承包到户,农民的日子红火了,也不再顾及他的紅粑粑了,加上以后办了身份证,紅粑粑就更不吃香了。但林支书还是把它揣在身上,时不时也有人要找他盖一下。

他说:“大红公章,有时也像老虎。放出去了,也吓人,弄不好书记都要耍脱。”

他说,有一年,本大队的一个“尖脑壳”(生意人),开了一张证明要他盖章,当时自己喝麻了,没看清上边写的啥子,糊里糊涂盖了公章,结果那人到漩口套购木材遭抓了,公安局问公章是从哪来的,幸好那人落教,打死不承认。要不哪里脱得了爪爪呢?还有一次,村上的卢莽子在姚渡街上碰到他,请他喝酒,那天喝了两斤苕干酒,当时酒醉得不省人事,哪晓得莽子是有预谋的,不晓得咋个把公拿去盖了,结果跑到河南去骗了一个婆娘。最后人家告他犯了重婚罪,手续上的章确实是我们大队的,公安局还做了验查,录了口供,结果莽子判了五年,他挨了一顿臭骂,差点把书记耍脱,幸亏宁书记说了不少好话。

现在娃儿大了,林支书慢慢老了,多年没有下地,农活也生疏了。他每天准时来到赵家幺店子,揣着跟了他二十几年,给他带来喜怒哀乐的大红公章。

“林支书,今天来得早喃?”赵老板刚打开门,招呼他。

“你早些,来一两胡豆,一两花生,再把我昨天寄的酒端给我!”他找到一张靠门的桌子坐下,眯缝着眼睛张望过路人。不一会,看见有人过来了,林支书远远地招手:

“来陪林支书喝二两,”然后对里屋的喊道,“赵老板,扯半斤苕干酒!”

林支书起身连拖带拉,将来人按在竹椅上。人们往往顾及面子,只好坐下来喝酒。林支书一边寒暄,一边劝酒。

来人见下酒菜品种单一,量太少,往往再添一份猪头肉或者凉拌猪拱嘴儿。

末了,就推脱有事,失陪了,然后把酒钱给了。开始一段时间,林支书还客一下气,后来习惯了也就不客套了。

如此这般,一天光阴就混完了,林支书往往喝得脚搅脚,踉踉跄跄,蹒蹒跚跚地回家,走时不忘叫赵老板把剩下的酒给他装进酒瓶,寄放在那儿。回家时,醉得嘴里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,摸摸口袋只要印章还在,就倒头睡了。

九十年代末期,林支书五十几岁了,身体越来越差,虽然天天喝酒,但酒量大减,一喝就醉,当然替他买酒买菜的人,也寥寥无几了。他常常感叹世态炎凉,今不如昔。

有一天,林支书一下就消失了,家里人急死了,四处打听,都没有找到下落。过了四天,有人发现竹林盘的沼气池淹死了个人,但尸体都泡胀了,认不清是哪个。林支书的家人一听知道拐了,因为那是林支书每天喝酒的必经之处,从他穿那件灰布衣服上挂着的装有公章的蓝布口袋,一眼就认出了就是他,他老婆一下子趴在他身上,嚎啕大哭起来:

“死鬼啊,你咋就丢下我们不管哪,叫你不要喝酒,你硬要喝啊,就是这个鬼公章害的你啊,酒不要钱,酒要命啊!”她哭得凄惨极了,让人撕心裂肺!

儿子把那枚公章取出来,一点水都没浸着,颜色血红血红的。

有人说:那枚章跟了林支书几十年,烧给他带走。

民兵连长说,这么做怕是要犯法吧。

最后,经村委会研究决定,在烧给他的纸钱上一律盖上村委会的鲜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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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陈龙泉:西南政法大学大月毕业。语文高级教师,学科带头人、成都市信息技术研究子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、四川省现代全国阅读研究中心成员、中国教育学会会员、成都文200多篇,编辑出版教育书籍40余本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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